王朝死循环被一个美国人算明白了：流寇、坐寇与两千年周期率

1998年2月19日，马里兰大学经济系办公室门口，一个叫曼瑟·奥尔森的美国人因心脏病猝然倒地，抢救无效。 这位1932年生于北达科他州农民家庭、拿过罗德奖学金、当过联邦政府副助理部长的经济学家，至死都在琢磨一个中国人熟悉到骨子里的问题：为什么王朝总会亡，为什么其兴也勃、其亡也忽。 他没看到那本书付印，2000年他的遗作《权力与繁荣》出版，加上1982年的《国家兴衰探源》和1965年的《集体行动的逻辑》，三部曲合起来，几乎是用数学的语言，把黄炎培在延安窑洞里问出的那道周期率，掰开揉碎算了一遍。 很多人第一次听这套理论都会愣住。它只用了两个词，一个叫流寇，一个叫坐寇。这两个字，把中国两千年里无数英雄豪杰的起落，压缩成了一条冷酷的曲线。 一、流寇与坐寇，左手和右手 故事的起点，是一段中国军阀混战的往事。 上世纪二十年代，河南、安徽、陕西一带活动着一支农民武装，首领外号白狼。这支部队四处流窜，抢完就走，所过之处鸡犬不留。冯玉祥奉命围剿白狼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当地百姓夹道欢迎冯玉祥，箪食壶浆。 奥尔森读到这段记载时陷入沉思：两个都是军阀，凭什么一个被骂作土匪，一个被捧作救星。 答案很朴素——白狼没有根据地，是流寇，抢完这一票，下一票去别处抢，所以下手绝不留情。冯玉祥驻扎一地，是坐寇，明年还得在这一带收税，全杀光了就没有金蛋了，所以他得保护百姓、赶走别的土匪、维持基本秩序。 奥尔森由此推出一个惊世骇俗的判断：国家的起源，很可能就是一伙聪明一点的土匪。理性的流寇头子，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安顿下来，戴上皇冠，自封天子，从抢一把就走变成可持续地抽血。 亚当·斯密讲过一只看不见的右手，靠市场引导私利成公益；奥尔森补了一只看不见的左手，靠垄断暴力引导掠夺者自己变成秩序。 关键变量只有一个字：住！住下来，才有共容利益；有共容利益，杀鸡取卵就不划算，养鸡下蛋才划算。所以老百姓宁肯接受坐寇的反复抽税，也不愿意承受流寇的一把梭哈。 人们高喊国王万岁，未必全是谄媚，一个能活五十年的国王，比一个随时可能被推翻的暴发户，更可能保护产权。 二、坐寇变政权，成为合法的收税机器 坐寇安顿下来之后，下一步是把自己洗白。 他发现，税率压得低一点，百姓种地更起劲，税收反而更多；他掏钱修水利、架桥铺路，产出跟着上涨，账本更好看。慢慢地，坐寇不再叫坐寇，叫朝廷；暴力机器不再叫匪帮，叫军队；抽血不再叫勒索，叫赋税。 一个政权的雏形就这样长了出来，这并不是阴谋论，而是一个冷酷的激励式推演。 只要巧取豪夺比生产建设来得容易，掠夺就会让投资、分工、合作全面萎缩；只有当统治者意识到自己的长远利益依赖于治下百姓的繁荣，那只掠夺之手才会被驯服，扶助之手才会伸出来。 问题恰恰出在时间上。共容利益是一种长期利益，而权力是有有效期的。 当统治者相信自己还能坐五十年，他会像牧场主一样精心养护草场；当他知道自己只剩五年、甚至不确定明年还有没有明天，他就会一夜退化回流寇，能捞多少捞多少。 历史学家管这叫末日心态，奥尔森管这叫时间视野！ 三、分利集团，帝国身上的吸血网络 到这里，故事才进行到一半，真正致命的段落，写在《国家兴衰探源》里。 奥尔森观察到一件反常识的事：一个社会越稳定、越少战乱、越允许自由结社，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就越有时间组织起来、壮大起来、固化起来。 他给这类组织起了个冷峻的名字，分利集团。各类行会、卡特尔、院外游说团、贵族门阀、宗室外戚等等，全在此列。 分利集团的本能不是做大蛋糕，而是切走更大一块。它们的成员只占社会很小一部分，推动技术进步让全社会受益，自己只能分到残羹；可只要游说、垄断、立法寻租能让全社会损失一百块而自己多赚一块，它们就会毫不犹疑地干。 奥尔森说，分利集团不是在分蛋糕，而是在抢瓷器，抢的过程中不惜把整柜瓷器砸碎。 朱元璋立国时，朱家宗室只有五十八人；到万历二十三年，玉牒上登记的宗室人口突破十五万七千；明末更是数十万之众。 嘉靖四十一年，御史林润在奏折里写下一组让朝廷脊背发凉的数据： 天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，而各处王府禄米额定高达八百五十三万石，占全国税粮总收入约百分之三十七。 山西一省存粮一百五十二万石，晋王府一家年禄八十七万石；河南存粮八十四万石，周王府一家年禄六十九万石。 福王朱常洵一人圈地两万顷，跨河南、山东、湖广三省凑地。 这些数字的杀伤力还远不止账面。宗室庄田免税免赋，老百姓为了避税，纷纷把自家土地投献到王府名下，国家在册纳税耕地持续缩水，赋税全数压到无权免税的自耕农头上。 崇祯十四年洛阳大旱，福王府里宰鹿取血、熊掌鱼翅，高墙外灾民易子而食。李自成的兵锋所指，其实是这个分利集团亲手点起的干柴。 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，苏联特权阶层膨胀到五十万至七十万人，加上亲属约三百万人，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一点五。他们自我封闭、互相提携、排他固化，把大量国家财富据为己有。